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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3 
浙江之江數字經濟創新研究院李文龍：數字經濟發展完成度可能只有10%
新形勢下，數字經濟創新和應用成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驅動力。這是自蒸汽機、內燃機、電動機、計算機革命以來，中國第一次能夠及時深度參與全球技術革命繼而推動自身發展的難得機遇。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為推動數字經濟創新與應用進入快車道提供了準則、指明了方向。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向202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開幕視頻致賀，進一步要求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大勢，攜手邁進更加美好的“數字未來”。
「重視“數權”」
數字經濟創新和應用，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也是一個巨大的投資過程。這里面，數字技術的影響權、決定權（以下簡稱“數權”）是一個需要引起格外重視的問題。
從公眾理解層面看，“數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涉及算力方面，也就是通過先進算法以及硬件技術來建立龐大算力，從而構建新型國家競爭力。這是“數權”的重要根基。英偉達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數年內成為全球最大市值的上市公司，其背后的邏輯就是其在“數權”時代形成了算力供應的壟斷優勢。
二是在數字傳播、溝通方面的大規模應用能力和技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Tiktok、微信等數字傳媒與社交平臺能夠發揮全球性或全國性影響力。
三是全球性數字貨幣交易體系。從美國掌握全球性霸權的經濟邏輯看，其核心抓手是打造和鞏固美元的全球影響力。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通過石油與美元掛鉤形成“石油美元”，進一步把控全球支付、交易與存儲等環節，并逐漸形成嵌入各個國家內外部經濟運行的“貨幣神經網絡”。在數字時代，中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全球利益，也為了能夠向上突破，應當順應數字貨幣趨勢，打造數字人民幣全球體系。
基于“數權”視角，數字經濟不僅是某種特定產業的概念，更會對所有產業進行滲透和影響。從經濟社會更底層、更全面的角度來理解數字經濟創新和應用，勢必會引起有關產業形態乃至價值形態的巨大變革。
算力是數字經濟創新和應用最重要的基礎能力。算力本身包括兩個方面的構成要素：一是算法，即軟件與數據分析方法；二是計算工具，包括CPU、GPU和存儲設備等。算法和計算工具相乘得到算力，進而構成數字時代的基礎能力體系。目前，GPU等計算工具是美西方對中國所謂技術封鎖的主要對象。
算力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生產工具。其作用對象是數據，也就是通過數字化系統、傳感器收集的大量數據。算力對數據價值進行挖掘，形成計算價值。這一算值是數字經濟追求的核心價值，目的是提升效率與決策力、降低風險與成本。
目前，數字經濟產業表現出來的形式主要是數據收集和展示。客觀講，駕駛艙也好，大屏也好，很多都沒有向下與算力結合，也沒有向上與數據價值挖掘結合。如果要對數字經濟發展進程進行評估的話，其發展完成度可能只有10%。
數字經濟產業的最高形式是數據的價值挖掘。通過算力對數據進行深度分析，實現精準預警、預測與衍生價值的產生，進而提升效率與決策力、降低風險與成本，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可再生金礦”」
從某種程度上講，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取決于數字經濟創新與應用情況。
一方面，新質生產力要求資源的綠色可持續利用。在數字時代產生的大量數據，可以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得到循環使用，因而又被稱為“可再生金礦”。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創新推動算法與人工智能發展，讓人的思維方式以及經濟社會運行效率提升步伐不斷加快，進而有助于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生成式大語言模型的問世，催生出一大批 “人工智能+”產業群，涵蓋工業生產、互聯網、商業、傳媒、教育、醫療乃至軍事等多個領域。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電子信息技術本身就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需要依靠算法優化來實現發展。同時，元宇宙、空間技術、低空經濟等也都與數字經濟緊密相關：6G技術將促進數據傳輸速度提升；元宇宙是數字經濟對社會的滲透，也是現實社會映射到數字空間的產物；低空經濟的發展需要精密控制，需要數字技術和通信技術的升級融合。
就發展新質生產力而言，無論是可持續性與顛覆性技術的應用，還是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發展，數字經濟創新和應用均可以發揮關鍵性作用。目前，只有中國具備這樣的市場容量、社會環境和群體思維。一旦新質生產力在中國能夠率先形成新優勢和新增長極，必將引領人類社會邁向一個新的發展高度。
但也要看到，數字經濟日益滲透至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溝通、監測與交易等，使之愈發依賴數字化系統運轉。一旦出現通信網絡、電力設施、數字化系統癱瘓狀況，各類交流和活動可能會立刻停滯。這些數字經濟創新與應用存在的問題和風險，也應當引起注意。
比如，地震或自然天氣災害會影響電力和網絡傳輸，特別是強烈太陽磁暴會對全球網絡造成威脅；在人為層面上，不排除出現惡意破壞或惡意控制通信網絡乃至癱瘓數據傳輸與交易體系的情況。
又如，美西方作為計算機時代的倡導者、首推者，對數字經濟創新與應用理應更具有內驅力，但這些國家尚未出現類似中國如此深度與廣度的數字技術應用。這種“落后”是能力與保障力不足導致的，還是存在潛藏的風險？這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原則上，我們在享受數字紅利的同時，也要積極把握數字風險防備和風險分散兩大課題。風險防備是指如何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抵御外部沖擊，包括自然災害沖擊與人為破壞或惡意控制；風險分散強調多系統平行存在的必要性，如我們鼓勵數字人民幣支付系統和商業系統并行，以確保有能力破解單一數字化系統出現崩潰后的困境。
此外，隨著數字經濟創新與應用，越來越多的個人和組織愿意采購和使用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這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形成不可控的影響。有研究指出，ChatGPT的橫空出世凸顯了內容生產式機器人的自動化歧視、情感聊天機器人的用戶隱私困境等人工智能應用所可能引發的數字權利問題。然而，相關企業的聲明僅警告稱ChatGPT“可能會偶爾生成有害指令或有偏見的內容”，將希望寄托于用戶零敲碎打地建立信息防護機制。
與這種把權利保護責任從管理者轉移到用戶自身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先后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成立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強調構建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發展體系。對數字經濟創新與應用采取積極審慎的政策態度，指引著全球治理的新趨勢。
從社會財富創造與分配的角度看，對處于數字經濟關聯產業或具有靈活調整能力的群體而言，數字經濟的創新與應用會帶來巨大機遇；但對那些相對傳統或缺乏靈活調整能力的企業和群體而言，就可能面臨被淘汰的危險。我們需要在分配制度、扶助措施等方面進行適當傾斜，遏制新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促使全社會、全人類共享數字經濟的創新與應用紅利。
（作者：浙江之江數字經濟創新研究院院長）
（文章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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