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
2024-11-15 
公募主動管理大將新變化，投身基本面量化，公募量化要走一條更寬的路
財聯社8月10日訊（記者 閆軍） 基本面量化可以說是最為適合國內公募“體質”的量化策略，一方面量化策略賴以生存的基本面邏輯和海量數據是一個持續累積的過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復制，能構建起較高的護城河，先布局的公司更具優勢；另一方面，通過對個股基本面的深度研究，看得準拿得穩，換手率比其他量化流派要低頻、容量更大，也更普惠。
隨著基本面量化理念日漸深入人心，基本面量化大廠——中歐基金已經開啟了新進階。財聯社記者獲悉，有21年投研經驗的基本面老將王健加入了曲徑帶領的中歐量化投資團隊，以主動管理基金經理的身份牽頭量化投資部基本面量化組，這在國內并不多見。
二人同在2015年加入中歐，曲徑曾任職美國知名量化投資機構千禧年基金，深耕量化投資，追求為持有人帶來持續穩定的超額收益；王健被稱為低估值成長股獵手，兼顧價值與成長，擅長應對市場風格切換，斬獲獲過金基金獎、金牛獎雙料大獎。
主動管理大將加入量化團隊，是基于什么考慮？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公募量化要去走一條更寬的路
“曾經最主流的量化策略之一是多因子投資，簡單來說多因子投資就是利用技術手段，把選股審美標準總結成各種因子，寫成網，把不同的因子進行打分，比如PE要便宜、成長性要好，分析師的預期得分要高等等，用這張網篩一下市場上幾千只股票，最終得到一批符合要求的公司。找到盡可能多的、有用的因子，因子的數量越多，對好公司的擬合度就越高，這一策略就越有效。”曲徑介紹。
然而，隨著多因子策略的飛速進化，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因子“內卷”、模型同質化的困境。“畢竟因子不是無限的，挖一個就少一個，挖到更有效、更持續的因子變得越來越難。技術指標上面目前是相對比較擁擠的，用的類似的模型，相同的數據。對于我來講，一定要避免這種擁擠，繞開這個東西去尋找還有Alpha的空間，而且要打開策略的空間。”曲徑思考的答案是：公募量化需要走一條更寬的路。
回歸公募基金的資源稟賦，其優勢在于擁有強大的研究團隊資源，和深耕基本面多年的投研老將，擅長挖掘基本面的邏輯。沿著這條思路，站在這群“超強大腦”的研究肩膀上，曲徑認為，基本面量化是公募量化的不二選擇。
曲徑帶領的中歐量化團隊率先打造出了國內基本面量化策略實現路徑，即通過抽取基本面邏輯進行建模，并且不斷迭代模型，持續累積勝率。
這一階段，構建基本面量化模型需要依賴三大要素：其一，數據基礎。國內擁有多元另類數據，數據的可用度甚至高于海外，數據基礎扎實；其二，歷史回溯。其訓練的量化模型概率上覆蓋更廣、歷史上覆蓋更久，有充足的歷史經驗做背書，歷史較長的行業甚至可以回看20年的數據。其三，最重要也是最難的一點，在基本面邏輯提取中完成對認知的結構化、系統化。
在此基礎上，基本面量化下一步會是什么？
尋找不一樣的視野，主動基金經理加入
以海外經驗來看，海外的公募量化基金發展至今，走上了一條主動和量化結合、尋找另類數據的路。貝萊德就是一個典型樣本，因子投資與主動量化齊頭并進賽跑，近年來后者的業績優勢漸顯。
其制勝法寶之一，便是對另類數據進行挖掘與使用。不僅貝萊德，包括Vanguard等海外巨頭都在挖掘使用另類數據。“這些另類數據可能是衛星數據、可能是沃爾瑪的訪問量，并不是傳統財務數據所覆蓋的部分，找到這些數據后，用邏輯去驗證確保有效性。海外經驗告訴我們，這個方向是可行的。”曲徑表示，“到了中歐基金以后，我們圍繞著基金經理、研究員，把他們需要的非結構數據結構化，尋找市場中領先行業的核心指標和另類數據，落腳點在于能夠對公司凈利潤作出更好的預測，這就是我們要尋找的alpha。”
“當各式各樣的另類數據擺在桌子上的時候，找出其中有效的數據是最重要的部分。”曲徑表示，中歐基金量化團隊開啟了新的嘗試，邀請主動基金經理加入，用更加主動的視野和人類智慧來為量化團隊賦能，讓HI(人類智慧)提升AI（人工智能）的壁壘，同時AI（人工智能）也能以數字化賦能拓展投資研究的范圍和速度，實現AI（人工智能）和HI(人類智慧)雙向賦能。
這種嘗試緣于一次跨團隊的交流。2022年的一段時間，王健與曲徑被安排在同一組駐扎公司值班，倆人辦公桌就是隔壁，晚上處理完工作，就一起在走廊里散步，相互交流。
“曲徑團隊每天篩選公司，似乎總能找到傳統主觀研究關注度不高的好標的，看著很羨慕。”王健笑稱。
合作萌芽正是那時產生。曲徑也是行動派，她安排了一名量化團隊成員跟隨王健當“助理”，學習記錄王健的選股思路，再由量化團隊把選股思路抽象成量化模型，進行打分，并對原來建模存在的盲點不斷進行優化。在此過程中，主觀投資老將的選股審美和思想火花也在助力量化團隊迭代對建模的理解認知，不斷提升量化投資的壁壘。
“在2022年萌生了想法，我們用了2023年整整一年進行了實驗，到了今年開啟正式合作。”曲徑表示，在整個試運行的階段，團隊用量化的方式分析王健的投資后發現，王健的GARP低估值成長投資策略的勝率較高，而且她的投資范圍非常廣，這就意味著不是行業暴露帶來的超額收益，而是真正選股產生的阿爾法。同時，王健非常關注控制回撤，止盈也做得較好。
在曲徑看來，王健過往投資中，除了極個別行業未涉足，其他行業她均有買過，并且在20多個行業中取得正收益，在行業選擇、個股比較上，王健有明顯優勢。
回到方法論上，曲徑表示，量化最大的優點在于理性，避免了行為經濟學上線性外推的過度樂觀，但是缺點同樣明顯，就是看所有事物都偏“后視鏡”，因為它是用歷史已知的信息，來推算出的假設，但是企業的未來有的時候并不完全能用過往數據來推算。通過回顧歷史數據去外推，其實會存在很多的偏差，而人類智慧的“加持”，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基于實際經驗進行邏輯修正，過濾掉不合實際的推測結論。而且經驗豐富的基金經理，在其能力圈內，是可能做出更有“前瞻性”的預計的。一言以蔽之，王健的基本面視野給量化團隊帶來了前瞻性。這也會對傳統量化策略帶來新的輸入。
王健的初衷則是主動擁抱先進的生產工具，獲得更好的凈利潤預測。她表示，主動基金經理此前更多依賴于人與人交流的主觀經驗與判斷，通過與量化團隊合作，她開始采用貝葉斯式的思考方法選股，即主觀經驗作為先驗基礎，通過量化模型獲得輔助信息和量化估算，以此為參考去調整主觀認知，提高判斷勝率。
此外，王健能第一時間獲得了量化團隊的輸出成果，尤其是她關注度不高但量化模型的“網”篩選出的公司，常常能激發起她深入研究的興趣。
主動和量化基金經理的合作模式：先“過篩子”，再“撿珠子”
隨著“背調”結束，王健正式加入曲徑的量化團隊。在此基礎上，中歐量化投資團隊也迭代了組織架構，下設三個組——基本面量化組、系統化投資組，以及指數組。這支新團隊中，既有二十年從業經驗的主動投資老將，也有精通前沿量化技術的量化新銳，對于投資的理解和對于先進技術的使用均處于市場領先水平，力爭持續為持有人創造優秀的投資收益。
中歐量化團隊的投研工作基本以流水線方式進行，包括數據清洗和處理，另類數據的引入，因子的編制和測算，多類組合方式，以及前端和事中的風控模塊、產品管理和歸因分析等。“未來的重點是對策略進一步的迭代、篩選、評價和執行，同時引入更多先進的技術來提升當前框架，包括但不限于深度學習模型、更豐富多元的另類數據分析等等。”曲徑說。
具體到雙向合作中，王健表示，量化做的事情是類似“過篩子”，通過量化模型篩選出一堆股票，她再用主動選股的思路去優中選優。“過去研究覆蓋全行業的時間精力被節省下來了，我只要集中精力在篩選過后的股票池中去做‘撿珠子’的工作。”王健表示。
如前所述，在與王健的合作中，量化團隊會根據王健的選股邏輯和審美再去優化模型，對有效數據、另類數據的把握也更準確，前瞻性也會得到提升。以今年廣受關注的出海概念為例，在挖掘公司出海因子時，并不是把報表數據全部無差別納入，而是為關鍵因子賦權，比如重點關注產能和業務收入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占比等。
曲徑和王健認為，基本面投資與量化工具的深度結合，將是一個長期的發展趨勢，不僅對于公募量化而言是如此，對于主動投資者來說也是如此。基本面邏輯為量化投資提供堅實的價值基礎，量化手段為基本面投資提供高效的工具，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之所以做這樣的嘗試，是希望給投資者一個更為穩定的配置工具。
回歸到今年，微盤遭遇了幾次較大的回撤，部分量化基金的業績受到了沖擊。曲徑表示，中歐長期深耕基本面量化研究，所投資的股票一般都具有堅實的基本面邏輯支持，切實踐行價值投資理念，對于“炒小”、“炒差”等市場亂象敬而遠之。以主要投資于中小市值股票的中歐中證1000指數增強為例，在兩次微盤股大幅下跌期間，相較對標指數獲得了超額收益。
隨著未來監管趨嚴，中歐量化團隊認為，以個人投資者為主要持有人的公募量化，應當更加踐行政治性、人民性，提升專業性，將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考量提升到最高層級，發揮量化工具的廣度優勢，在全市場范圍內充分挖掘優質公司，正確引導市場的投資風向，規避概念炒作，讓股票回歸自身的真實價值，為持有人創造實實在在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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