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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央再次召開民營企業會議，相對于2018年召開的民營企業會議，無論是宏觀經濟背景和意義都有顯著不同。2018年座談會更多是從肯定民營企業地位、給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吃下“定心丸”的角度出發，對民企的期望主要是穩定增長、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

本次座談會則是聚焦高質量發展，明確提出“民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正”，并鼓勵民營企業要“滿懷創業和報國激情”，“專心致志做強做優做大企業，堅定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中國式現代化的促進者”。我們認為本次座談會對于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向市場傳遞的信號是：未來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轉型和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需要發揮更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本次座談會再次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國策，“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鑒于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底層邏輯是從依賴傳統要素投入的土地財政轉向發展以科技創新為特征的新質生產力，我們認為在科技創新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之后，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國策被賦予更為積極的現實意義。

當下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在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增長驅動力從傳統的土地財政向新質生產力切換。傳統土地財政下，地方政府是經濟循環的重要載體。地方政府通過大規模土地出讓來直接獲得可觀的財政收入，并大力發展房地產開發而間接獲得相關稅收。而地方政府依賴賣地收入和相關稅收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并且通過招商引資改善就業和增加財政收入。基礎設施和就業的改善可以推升地價和房價，為地方政府繼續賣地提供支撐，從而形成土地財政的閉環。

但新質生產力從定義上而言來看，聚焦兩個擺脫和三高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和擺脫傳統生產力發展路徑，意味著要擺脫傳統依賴高強度的資源投入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探索新的生產力發展模式和路徑。“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三高特征意味著要通過科技創新、結構優化、效率提升等手段，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雖然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中扮演核心角色，但科技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義，在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從土地財政向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讓位于市場化的企業，后者將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載體。

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當下中國所面臨的三重挑戰中，至關重要是面對新一輪的產業變革和科技革命。從歷史經驗來看，歷次全球領導力量的更替都是伴隨著科技革命，無論是大航海時代的荷蘭，還是分別引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和美國。中國目前已經完成了實現全面小康的第一個百年目標，是否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取決于能否成功實現經濟的升級轉型。當下全球以人工智能和綠色能源為代表的新科技飛速發展，成為改變國家力量對比的決定性因素。在面對全球產業變革和科技革命浪潮的沖擊下，中國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征程的過程中，通過推動科技創新來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必由之路。

中國近年來在科技創新層面日新月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民營企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十年前，中國民營企業的主體還是傳統制造業和房地產開發商，但當下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已經是成長為全球科技巨頭的華為、比亞迪、阿里巴巴、騰訊、寧德時代等耳熟能詳的名字。近期橫空出世的Deepseek和宇樹科技更是當下全球科技前沿領域中的翹楚。中央層面也看到了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層面的優勢，因此在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便明確支持民企牽頭重大科技攻關，并提出將國家科研基礎設施向民營企業開放。從本次座談會的參會企業來看，“科技含量”進一步提升，這既肯定了過去民企在新質生產力相關領域的技術突破，又凸顯了當前政策層面對科技創新的全面支持。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民營科技企業還是更加偏重科技研發，但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還需要來自強大的制造業和相關新型基礎設施的支撐。以人工智能的三要素為例，Deepseek在算法層面取得巨大突破，但未來要在全社會層面轉化成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依然離不開數據和算力。

談到算力，首先想到的是高性能芯片，但如果要在應用層面落地，大規模的算力中心以及背后巨大的能源供給更不可或缺。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領域都是重資產行業，意味著投資周期長，投資回報偏低，一般的民企很難承受。此外，當下中國經濟處于新舊動能切換過程中，中國經濟面臨階段性的下行壓力依然較大，表現為“三期疊加”（經濟增速換擋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經濟轉型陣痛期）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民企的順周期屬性客觀上也決定了當下很難進行大規模逆周期的超前投資布局。

二十屆三中全會對于國企改革的定位和重心從之前的機制改革轉向功能性改革，要求國企做強做優做大，增強核心功能，發揮核心競爭力。在加快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過程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二十大以來的歷次重要會議上都提及，在大力發展以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對相關基礎設施要進行適度超前投資布局。這些新型基礎設施相關領域投資大、投資周期長，央國企具有天然優勢。例如通訊領域的三大國有運營商，能源領域的五大發電集團和三大電網，每年在相關領域的投資規模都上萬億，從而在國內建設成全球領先的通信網絡和能源供給能力，這些都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當下和未來，民企在前端創新和后端市場化應用繼續發揮領頭羊的作用，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需要來自強大的制造業能力和相關新型基礎設施的配套，這需要更多依賴央國企的做大做強做優。因此，我們認為所謂的“國進民退”和“民進國退”之爭未來會被逐步淡化，民企和央國企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將各自發揮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二者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合力來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飛躍，為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國策賦予了新時代含義。當前全球資產對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熱情不僅僅是基于短期科技突破的事件性因素，深層意義上是對中國經濟制度的重估，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的優越性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