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火種
2023-11-01 
微軟CEO納德拉萬字專訪：我已經歷過四次重大技術變革，AI是第五次
來源：騰訊科技
職業生涯中最大戰略失誤就是退出移動電話領域。
文｜金鹿
頭圖來源｜視覺中國
劃重點：
1.納德拉是個板球迷，他稱自己從中學到很多有關領導力的教訓，比如在場上全力以赴，向對手學習，不要畏懼對手。
2.對于接任微軟CEO，納德拉透露自己當時也感到吃驚，這之前根本沒想過沒有蓋茨或鮑爾默掌舵的日子會是什么樣。
3.納德拉承認，他職業生涯中犯下最大戰略失誤就是退出移動電話領域。
4.納德拉認為微軟的最大機遇是人工智能，這項技術將在推動生產力和溝通方面產生革命性影響，并增強人類的能力。
5.對Open AI投資被認為是納德拉最成功的決策之一，他在奧特曼首次創業時就與其相識，并始終保持聯系。
軟件巨頭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今年獲得了2023年度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獎，這個獎項旨在表彰“在創新、創造和改變市場、塑造文化以及承擔社會責任方面表現出卓絕才能的杰出人士。”
在前往柏林領獎時，納德拉接受外媒專訪，談到了微軟與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 AI的合作、收購動視暴雪的交易、微軟面臨的最大機遇和風險，以及他職業生涯中做出的最好和最糟商業決策等話題。
以下為專訪全文：
問：納德拉先生，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個鐵桿板球迷。盡管板球對德國人來說有點神秘，但我們確實意識到現在是發展板球的大好時機。板球世界杯正在印度舉行，還有傳言稱2036年奧運會也將在印度舉行。這對板球迷來說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因為它可能在2028年被納入奧運會項目。你能談談對這項運動的感受嗎？
納德拉：作為一個印度人和一個南亞人，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它是伴隨我們成長的東西。
問：關于領導力，你從板球運動中學到了什么？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我長大的城市海得拉巴打聯賽，當時有一名澳大利亞球員參加了比賽。我們都坐在那里欣賞這個家伙在球場上的表現。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教練站在我身后說：“嘿，別只是遠遠地欣賞，去比賽吧！”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表現自己的絕佳方式：當你在場上時，你會身不由己地全力以赴。向你的競爭對手學習，但不要畏懼你的競爭對手。
我記得的另一件事也是一場比賽，當時我在其中一個隊長手下打球。我們的一名球員非常出色，但由于某種原因，他對隊長在場上做出的決定感到不滿，并故意丟球以表明自己的觀點。這真的對我影響很大：這個球員故意讓整個球隊的士氣跌入低谷，只是因為他自己不高興。我確實認為，在職場中，有時你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當有人不買你的賬時，你就必須采取行動。
我學到最多的是，有一天，我的狀態很糟糕，隊長把我趕下場。他親自上場，并取得了突破。但后來他又將我換上場，有趣的是，我在那場比賽中得了很多分。我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讓我再次上場，即使我那天的表現很糟糕。他對我說：“在接下來的賽季里，我需要你，所以我不想打擊你的信心。”這只是高中的板球比賽，我想：“天哪，這家伙真是個開明的隊長。”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你在領導一個團隊，你不只是想要這個團隊只取得短暫的勝利，而是要看得更長遠些。當我回首往事時，有很多事件給了我很多教訓。
被問是否接任CEO時感到不知所措
問：你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勵志故事。從類型上講，你與前任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幾乎是完全相反的人，一開始也并不是最受歡迎的人。你們在文化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你以“內部陌生人”的身份成為CEO。
納德拉：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描述方式。我在微軟工作了很長時間，經歷了比爾·蓋茨（Bill Gates）時期，然后是鮑爾默的任期，我自己從未想過，當我某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微軟突然沒有了蓋茨或鮑爾默。坦率地說，當鮑爾默宣布他要離開時，我真的感到非常震驚。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一位董事會成員問我：“你想當首席執行官嗎？”我回答說：“除非你想讓我當首席執行官。”我也把這件事告訴了鮑爾默，因為董事會成員好像在說：“你知道，如果你想成為首席執行官，你就必須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但我從來沒想過，我有點兒不知所措。鮑爾默是個很有趣的人，他說：“現在改變已經太遲了，所以做你自己，看看會發生什么。”回想起來，我認為董事會在繼任過程中做了他們必須做的事情：他們廣泛地觀察了外部，深入地觀察了內部，然后做出了決定。
問：有這樣一個故事：在1992年加入微軟之前的一次面試中，有人問你：如果你發現一個孩子在街上尖叫，你會怎么做？你說你會撥打報警電話。這個故事是真的嗎？
納德拉：這個問題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天有很多編程問題。我不得不一直編寫代碼，當時把我累壞了。然后，最后一個人問道：“如果你在過馬路的時候，有個小孩倒在地上哭，你會怎么做？”我回答說：“我會去最近的電話亭（那時候還沒有手機），然后撥打911。”面試官隨后站起來說：“你可以走了。當孩子哭的時候，你應該把他抱起來，給他一個擁抱，你需要有同理心。”我當時以為，自己永遠也找不到工作了。
父母寄予厚望，
房間中貼財富女神海報
問：你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嗎?
納德拉：這些年來，我對世界和周圍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理心。如果你像我一樣，作為一名工程師接受培訓和成長，那么你會認為自己的目標是變得更加理性。但在現實中，正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諾獎得主）所言，我們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保持理性。因此，我認為能夠將理性與自己對周圍世界的理解和同情結合起來并沒有什么壞處。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身邊沒有善意的人，我們誰也活不下去。
問：你父母對你的期望很高嗎？曾有一種說法，你的父親在你的房間里放了一張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海報，因為他想讓你成為一名哲學家。而你的母親則放了一張拉克希米（Lakshmi）的海報，她是美麗、愛和財富女神。
納德拉：是的，沒錯。有趣的是，我的父母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我父親是一名公務員，還有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味道。我母親是梵語教授。當然，他們都對我寄予厚望。他們希望我有學習和成長的空間，而不僅僅是跟隨發生的事情。當我回首往事時，作為一個在印度長大的中產階級孩子，他們給了我更多的空間來發展自己的興趣，追隨我自己的激情，并在沒有任何灌輸的情況下形成我自己的世界觀。
問：你覺得自己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嗎?
納德拉：是的，當然。
問：你是否總能感受到被愛，無條件地被愛？
納德拉：絕對如此，一點兒沒錯。
問：你認為無條件的愛是未來個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嗎，因為你自己可以確信這一點?
納德拉：我對此想了很多。如果你在家里有一個充滿愛的環境，那就會給你信心去應對這個世界和它帶來的挑戰。這有帶來很大的不同。我確實認為無條件的愛和支持是我們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你成長在這樣一個家庭里：父母對你的成功投入很大，不太看重結果，而是更注重給你最好的機會，那么你可能在今后的人生中取得巨大的突破。
腦癱兒子出生，
瞬間頓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問：2022年時，你的兒子去世了，年僅26歲，他生來就患有腦癱。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你，影響了你對家庭、無條件的愛和領導風格？這些有關聯嗎？
納德拉：當然，贊恩（Zain）的出生讓我和妻子快速成長起來。坦率地說，在那短時間，我從妻子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當時29歲，她27歲，如果你在孩子出生的前一天問我，我們最擔心的是什么，我會說是我妻子回去工作，我們在哪里可以得到托兒服務等等。后來贊恩出生了，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他的情況對我來說很難接受，但很明顯，贊恩的生活將充滿挑戰。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做好準備，盡我們所能幫助他。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為此感到苦惱，甚至懷疑人生：“為什么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為什么這件事現在打亂了我對生活的所有計劃和想法？”然后我看著妻子，她早上起床，放棄了建筑師的工作，她去了西雅圖地區尋求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案。她完全是全身心投入。
我突然意識到，我身上什么都沒發生，是我兒子出了問題，作為一個父親，我需要在他身邊支持他。這花了我很多年時間，但這不像是瞬間的頓悟。但我得說，在這個過程中，我成長了很多。我知道這改變了我作為一個領導者的風格，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這個人。
問：你會說這讓你更懂得感恩，甚至更謙虛嗎？
納德拉：是的，我認為它幫助我培養了同理心，讓我明白，我可以通過兒子的眼睛看世界，而不是只通過我自己的眼睛。我認為，這開始對我在職場上的表現產生了真正的影響，如何作為丈夫出現，如何以朋友、兒子、經理和同事的身份出現。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當別人經歷一些事情時，我可以與之產生共鳴。當有人說些什么時，我不會純粹從我的角度來看待它，而是試圖從對方的角度考慮，他們的生活中發生了什么。坦率地說，當我兒子還小的時候，我工作中的幾個上司都給了我很大的靈活性和回旋余地，這確實影響到了我。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只是公司的低級主管，當時的許多經歷塑造了我想成為的那種人。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最成功的文化決策：
將同理心視為硬技能
問：作為一名領導者，你要有足夠的同理心和決心，將微軟的文化從刻板和男性化轉變為更加開放和理解的文化，更多地關注軟技能，而不是績效KPI，這是你作為CEO最大的成功和關鍵成就之一。你幫助將微軟市值從4000億美元提高到大約2.5萬億美元，分析師們樂觀地認為它還會進一步增長。在你看來，你做過的最重要的文化決策是什么?
納德拉：同理心通常被視為一種軟技能，但我實際上認為它是一種硬技能。這與設計思維有關。我一直認為，設計思維是一種滿足未被滿足、未被明確表達的需求的能力。因此，有能力吸收正在發生的事情，然后構思創新，在某種意義上，這來自于對要完成的工作有深刻的同理心。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功和創新技能。但是，回到你關于文化的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末，微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實上，我們成為了市值最高的公司。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許多人開始自滿。但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摒棄“萬事通”（know-it-all）的觀念，轉而擁抱“了解學習一切”（learn-it-all）的態度。
幸運的是，在我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的前幾年，我讀過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寫的《心態》（Mindset）一書，后者談到了“成長心態”。在學校環境中，你可以通過幫助孩子從錯誤中學習來真正鼓勵他們擁有成長的心態。當他們不是什么都懂，而是什么都學的時候，他們就會更成功。我覺得這也適用于CEO和整個公司。所以，我們選擇了成長心態的文化模因。
職業生涯最大戰略失誤：
退出移動電話領域
問：你在職業生涯中犯過的最大的錯誤是什么？你從中學到了什么？
納德拉：我希望自己能說我只犯了一個錯誤，但實際上我犯了很多很多錯誤。我想說，我最大的錯誤可能都是關于人的。
問：沒選對人還是留錯了人?
納德拉：文化的管理以及作為領導者的標準，成為最重要的事情。因為每個人都能感覺到你所說的和所做的之間存在區別。多年來，我有時會說一些話，但并不是真心的。然后，這就不管用了。這就是為什么讓你想的、說的和做的保持一致是多么困難的原因。這并不容易，畢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問：回想起來，有沒有什么真正的戰略失誤或錯誤的決定讓你感到后悔？
納德拉：我想很多人都在談論的一個決定，也是我成為首席執行官后所做的最困難的決定之一，也就是退出當時我稱之為移動電話的領域。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們本可以通過重塑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之間的計算類別來實現這一目標。
最好決策：
建立專門高管團隊代替創始人
問：到目前為止，你認為自己做過的最好的決定是什么?
納德拉：我認為最好的決定是公司的運營模式。我意識到，我是在接替一個創始人的職責，但我不能像創始人那樣經營公司。我們需要一個由高層領導組成的團隊來管理公司，他們需要對整個公司負責。即使是高層領導人也不能被孤立，他們需要腳踏實地。所以我們找到了一種合作的方式：過去曾有這樣一種描述，把微軟諷刺成一堆孤島，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通過展示我們是一個團隊，以我們自己的方式靈活工作，同時執著于我們的最終目標，從而揭穿了這一點。我認為，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問：這在最初引發了爭議嗎?
納德拉：它是新的戰略。在微軟發展過程中，我們未曾遇到這樣的事情。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蓋茨和鮑爾默手下有很多管理團隊來了又走。但他們始終在掌舵，他們保持頭腦的一致性，可以管理各項業務。但在任何時候，他們都需要偉大的球員。他們不需要團隊。然而，我們需要一個管理團隊。
最大機遇和最大危險：人工智能
問：現在，微軟收購動視暴雪的交易終于獲得了批準，為何這筆價值650億美元的交易如此重要？
納德拉：盡管收購的價格很高，但我們真的為此感到興奮。對于我們來說，有幾件事可以追溯到我們公司成立之初。游戲就是其中之一，對吧？當提到微軟時，人們可能會想到開發者工具、專有軟件和游戲。這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在做的三件事。因此，對我們來說，游戲是我們認為自己可以在消費市場做出真正貢獻的一個領域。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人們花在游戲上的時間正在增加，而Z世代會花更多的時間在游戲上。游戲的制作方式和分發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無論是移動設備、游戲機、個人電腦還是云計算，都是如此。所以，我們期待著作為游戲制作商和發行商的雙重身份。現在，我們將成為最大的游戲發行商之一，也是一家為游戲搭建平臺的公司。
問：你認為微軟最大的潛力在哪里？
納德拉：對我來說，我們擁有的最大機會是人工智能（AI）。就像云計算改變了每一個軟件類別一樣，我們認為人工智能就是這樣一個變革性的轉變。無論是在搜索還是我們的Office軟件中都是如此。我們創建文檔和電子表格或使用信息的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我們正在引入的Copilot概念在推動生產力和溝通方面將真正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軟件開發也是如此。而事實上，人工智能Copilot可以增強人類的能力，無論是一線工作還是知識工作，這將是最大的轉變。
問：我們稍后再談人工智能。你認為微軟面臨的最大顛覆風險是什么？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納德拉：我一直在尋找兩樣東西。在科技行業，沒有特許經營價值（franchise value）這回事。我們已經歷了四次重大的技術轉變：首先是個人電腦和Windows占據了主導地位，然后是網絡發生了明顯變化，最后是移動和云計算領域，現在則是人工智能。我非常關注從根本上改變所有類別的技術轉變。如果你不適應新的技術轉變，那么你可能會失去一切。技術上的轉變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是商業模式的轉變，你不能真的指望未來的商業模式和過去的商業模式完全一樣。云計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有一個非常棒的服務器商業模式，而云計算完全是顛覆性的。我認為，這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問：開源對微軟來說攸關生死存亡嗎？
納德拉：我們在早期是這么想的，而且確實如此。在某種意義上，開源是專有軟件中最大的監控者，或者說速率限制者。事實上，我從小就在Unix和Linux的后端服務器上做過很多Windows和Windows NT的中斷工作。然后我意識到，我們與開源的互操作越多，對我們的業務就越有利。
問：你是說我們應該接受開源嗎？如果你看到威脅、危險或挑戰，你傾向于接受它，而不是與之抗爭?
納德拉：是的，我用非零和的方式處理問題。所以，每當我面臨挑戰時，我都非常清楚的意識到，在商業中，有時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零和的，而在現實中，很少有事情是零和的。我學到的一件事，至少是作為一名商業戰略家，對零和戰爭是什么非常清楚，然后在任何地方尋找真正的非零和結構。開源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事實上，我們是今天最大的開源貢獻者。顯然，GitHub是開源的發源地。
問：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曾說過一句名言：“總有一天亞馬遜會破產！”到目前為止，在商業歷史上，所有的公司都沒有逃脫破產的命運。這對微軟來說也是如此，還是微軟會大而不倒？
納德拉：不，沒有任何企業能夠永久存在下去。只有當它們服務于某些社會目的時，例如，創造一些創新和有趣的東西，它們才應該繼續經營下去。企業應該立足于它們是否在做任何與世界相關的事情。永遠生存下去不是一個目標。
不確定何時退休，已經有繼承人
問：你想擔任微軟首席執行官多長時間？你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什么？
納德拉：現在，我忙得不可開交，無法考慮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擔任CEO已經快10年了，但我堅信這樣一種觀點：你所建立的機構力量只有在你離開后才會顯現出來。當我看到鮑爾默離開的時候，我覺得微軟是一家非常強大的公司，我可以接手，做我需要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我的繼任者非常成功，那就表明我做了些有用的事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機構力量來重塑自我。這是最棘手的部分，這不是要延續某些傳統，而是要有能力重塑自己。
問：一旦你意識到自己無法重塑自我，你就應該退休，這樣理解對嗎？
納德拉：說得好。是的，我認為每個人都會有需要重塑自我的時候。
問：你在公司里有潛在的接班人嗎?
納德拉：絕對有。我認為有很多人，我相信當時機到來時，董事會會做好他們的工作。我們非常清楚，這不是關于我、關于一個人、一種文化或個性的，而是關于一個有許多領導者的公司的，他們都非常非常有能力。
問：作為一名CEO，以及在擔任這個角色卸任后的一段時間，你可以為社會回饋什么?
納德拉：我和妻子都有過和兒子在一起的經歷，我們非常感謝所有在艱難時期支持我們的機構、人和社區。因此，我們非常非常熱衷的一件事是，我們能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家庭做些什么。我們與西雅圖的兒童醫院以及許多其他非常支持我們的機構進行了廣泛的合作。作為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工薪階層的父母，你不可能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我認為這是最困難的挑戰之一。另一個領域是第一代教育，因為教育是社會流動的最佳工具。在我就讀的威斯康辛大學，我們非常注重幫助第一代孩子獲得STEM學位，這樣他們就能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
問：我們來談談商業道德的問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經說過一句名言：“生意就是賺錢。”我認為，當前的沖突表明這不是真的，或者至少不再是真的。我們能從中吸取什么教訓?
你提到了兩件事，我認為這兩件事都值得討論。一個是，做生意只為賺錢？我確實這么認為。我之所以這么說，從根本上講，是因為有時候商業領袖會非常非常困惑。一家公司的社會目的是能夠創造有用的產品，為股東創造利潤。所以，事實上，如果你還記得弗里德曼，他的全部理論依據是因為很多首席執行官和公司都陷入了混亂，他們在如何分配資本和為股東服務方面沒有受到紀律約束。
話雖如此，我們畢竟生活在現實世界中，這也是你的觀點。因此，作為一名商業領袖，你不能以某種方式認為生意就是為了賺錢，而忽視世界的地緣政治。從長遠來看，它會反過來對你造成重創。如果你沒有一條有效的供應鏈，或者因為地緣政治而斷裂，那你就麻煩大了。因此，關于你的觀點，甚至你的書都在說：作為一個商業領袖，你需要以你可以在哪些國家開展業務為基礎。在某些地方，你可能無法開展業務，因為國家之間存在價值觀沖突。
問：我們不能容忍雙重標準。一方面，我們每天都在收緊我們的ESG標準，同時卻將大部分業務轉移到同性戀非法的國家，或者女性可能因通奸而被石頭砸死的國家。它們不能一起出現，我們必須找到一個中間立場。
納德拉：沒錯。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作為一家跨國公司，我們的角色是什么？我們有一套普世的價值觀嗎？他們是如何處理文化差異的？你如何不試圖取代民主進程？作為一家跨國公司，或者更確切地說，作為一家美國公司，我的做法是，我們必須接受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但同時又要適應世界的現狀。你必須明白，將會有巨大的文化差異。你有一套賴以生存的價值觀，但作為一家跨國公司，你不能命令任何國家的人民選擇相信什么或不選擇相信什么。與此同時，作為一家公司，你仍然可以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
不同意馬斯克觀點，
在人工智能方面需全球合作
問：你對10年后我們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貿關系有何預測？美國是否會單方面與中國脫鉤？它會成為一個更大的民主國家之間的團結聯盟與中國對抗，還是將繼續像往常一樣與中國做生意，一切都會好起來？
納德拉：我希望自己能預測未來，但這是全世界的問題。我內心深處總在說："天啊，到底怎么了？"如今，脫鉤顯然似乎是一種普遍看法。
問：我們會看到兩個人工智能世界強國在新的人工智能競賽中相互競爭，形成某種形式的雙頭壟斷嗎？或者你認為將來有一天我們會有單方面的人工智能治理和基礎設施，這是可以想象的嗎？
納德拉：我確實認為需要某種程度的全球治理。在我看來，會有一些競爭。但如果要成功的，讓我們稱之為對人工智能的“控制制度”，那么我們將需要一些像國際原子能機構這樣的全球合作。你知道，我們在原子領域所做的可能是人工智能領域的道德等價物，中國也要參與其中。
今天，我們有現實世界的擔憂。在美國和歐洲，我們談論的是諸如偏見、虛假信息、經濟和就業等真正現實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以現實世界的方式處理的事情，這樣人工智能才會真正有幫助。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要處理的事情。然后從長遠來看，存在人工智能失控的生存風險。因此，我認為至少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我們可以找到共同點。
問：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曾說過，相比核武器，他可能更害怕人工智能。你同意嗎?
納德拉：問題在于，你很容易就會開始認為自我改進、自我復制的軟件是你完全無法控制的東西。至少，這是一個你會開始產生一些可怕想法的領域。我自己的感覺是，歸根結底，我們會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其中控制是內置的。看看汽車：你可以說，汽車可以像上帝一樣。它們可能到處都是，從人身上碾過，制造事故。然而，我們已經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度和安全標準。盡管仍有很多人死于汽車事故，但我們已經能夠非常有效地利用這項技術。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對人工智能做同樣的事情，而不是僅僅把它當作一種生存風險。
問：這里的關鍵因素之一不就是競爭嗎？只要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參與者，它失控的可能性就比只有一兩個實體參與要小得多。
納德拉：你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論證，不是嗎？如果有幾個參與者，你可以控制他們。但對于許多參與者來說，控制難度更大。最終，我們擁有的唯一機制就是政府。我們可以談論很多事情，但在我們的體系中，七國集團有一套標準。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美國和歐洲可以發揮巨大作用的原因。
問：我聽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汗（Lina Khan）說，我們需要一個跨大西洋解決方案。你同意嗎?
納德拉：百分之百同意。我相信，我們在人工智能領域越能實現全球標準就越好。要使全球標準發揮作用，美國和歐洲必須攜手合作。
問：我想從出版商的角度，或者說從所有創意產業的角度來探討一個話題。對于那些創造知識產權的人來說，他們繼續工作的動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背后必須有一個商業模式。你是否知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是否以及如何幫助這些企業保持商業模式，并在使用他們的IP時獲得回報？
納德拉：這是正確的。其核心是，這里的價值交換必須更有利于出版商。我們知道，在互聯網的當前狀態下，有幾個聚合點是大部分經濟租金的收集地。從經濟角度來看，只有很少的面包屑被扔給其他人。我覺得，如果在任何聚合點都出現更多競爭，無論是社交媒體，還是其他流量來源，直接受益的人將是出版商。被人們用作聚合點的大語言模型越多，這些模型就越能把流量拉回來。這對出版商來說是件好事。
問：那你知道具體怎么做嗎?
納德拉：我認為這里有兩件事：一是，在像Bing Chat這樣的大語言模型中，我們至少試圖確保所有的響應都是鏈接式的。我們的目標是首先與我們的出版商簽訂合同，并找出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引用和鏈接來拉動流量。二是考慮與發行商的廣告收入分成。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正在一起做的很多事情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接下來會有一些復雜的情況。畢竟，通過合成數據訓練，我認為我們的動機是創造更多的合成數據。如果你是在合成數據上訓練，沒有穩定的相似性歸因，這就變得很困難。因此，我們必須注意一些技術顛覆。事實是，如果沒有價值交換，沒有出版商會允許你抓取他們的內容，而價值交換必須以兩種形式出現。一個是流量，另一個是收入分成。
奧特曼首次創業即相識
承認谷歌依然太強大
問：你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對Open AI的投資。你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嗎？你和薩姆·奧特曼（Sam Altman）的談話進行得如何?
納德拉：我認識奧特曼很久了。我在他第一次創業時就認識他，多年來也始終與他保持聯系。我們從2016年開始與奧特曼合作，成為首批給予他們大量信用的云計算服務提供商之一。在2018年或2019年，奧特曼找到我們，說他們需要在計算方面獲得更多投資。
問：那時候它不是一個非盈利項目嗎?
納德拉：是這樣的。我認為，從根本上說，他們仍然是非營利性阻止，但他們需要創建一個營利性的實體，這樣才能為計算提供資金。我們真的很愿意在這個當時本質上還是非營利性的實體上賭一把。事實上，我們能夠建立并讓Copilot和ChatGPT啟動并運行，這讓我堅信，這一代人工智能及其所做的事情會有所不同。它在GitHub中的應用讓我更有信心，你可以構建些真正有用的東西，而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所以，我們正全力以赴。
問：很多年前，你告訴我，你們有理由在搜索領域與谷歌展開競爭。你曾經說過："我想讓谷歌跳舞！" 谷歌開始跳舞了嗎?
納德拉：還沒有。我認為，當你在全球搜索市場占有3%的份額時，要和擁有97%份額的公司競爭，即使是一點點的增長，也會讓人興奮不已。但谷歌是一家非常強大的公司，他們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巴德（Bard）已經是一款競爭力強大的產品，他們還有新的多模態模型Gemini。谷歌在這方面有很多結構性優勢：他們已經占據主導地位，他們控制著安卓生態系統和Chrome。我總是說谷歌在Windows上賺的錢比整個微軟都多。
問：但谷歌必須學會自我顛覆。基本上，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有可能取代我們所知道的搜索。至少我是這么用的。過去，每當我有問題時，我總是用谷歌來搜索。現在我把它放到Bing Chat或巴德中。這創造了一種不同的用戶行為，最終可能導致用戶習慣發生根本改變。你同意嗎?
納德拉：我同意。我認為你從根本上說到了用戶習慣的改變。但事實證明，這比你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因為谷歌的優勢是谷歌搜索的默認性質。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搜索習慣，而且變化非常緩慢。但話雖如此，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利用Bing Chat或ChatGPT或Bard來回答問題。我認為情況正在改變，但這是一個緩慢的轉變。谷歌可以實現這一轉變，他們也非常致力于實現這一轉變。你說得對，他們的商業模式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有點像我們在Windows上所做的事情。我們曾經擁有一種非常棒的商業模式，直到它不復存在。因此，我認為谷歌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從長遠來看，它將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商業模式。但他們絕對會領先一步，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龐大用戶。
問：但是事情發展得太快了。我不知道你有時會不會用Any Call。這是一個很好的功能，你可以發出一個語音命令或提出一個問題，即使是非常復雜的問題，你也能立即得到答案。沒有人知道用戶的習慣會如何改變。你有什么愿景嗎？對于我們習慣的未來，你最激進、最具顛覆性的愿景是什么?
納德拉：以Copilot為例：我們構建它的方式表明，我想用它來計劃假期，或者購物、編寫代碼，亦或者為會議做準備。對我來說，這就像是私人經紀人。它有點像最初的個人電腦，它會賦予你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現在，Copilot在很多方面都像個人電腦。你可以簡單下達指令，比如給我寫一份文件，我要見馬蒂亞斯，請為我的會議做好準備，給我帶來所有來自合作伙伴關系的郵件摘要等。這有點像問一個助手，一個聰明的分析師，關于你想要的所有東西。
問：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們人類現在正試圖通過定義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來應對這種顛覆性的變化，這可能比互聯網的發明或汽車的發明更重要。我不斷發現自己好像錯了。幾個月前，我認為人工智能不會有或創造情感。但人工智能做得非常好，甚至可能比人類更好，人類有時不擅長偽裝情緒。或者以創造力或幽默為例，我們總是說人工智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但這也不是真。你今天看到了什么限制嗎？或者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進行定義？
納德拉：在我看來，作為一個致力于創造更強大、更有能力的人工智能的人，我不會反對它。相反，我的問題是，人類將如何利用更有能力的人工智能？
問：你的意思是，有人工智能還是沒有人工智能，畢加索的表現會更好？
納德拉：如果我們有了新工具，我們會用它做什么？我們會用汽車做什么？我們用飛機做了什么？今天我們能用電腦做什么？我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敢打賭，以人類的聰明才智，他們會用這個新工具來做事。對我來說，最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是，如果你仔細回想，80億人的口袋里可以有醫生、管理顧問、家庭教師等等。這是一種真正的知識民主化。
沒有經歷過恐懼的人就不會有勇氣
問：英國人工智能專家穆斯塔法·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相信，人工智能在這種情感背景下尤其強大。你同意他的觀點嗎?
納德拉：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的。我們始終在與Epic軟件合作，它是美國最大的醫療獨立軟件提供商之一，每個人都在使用。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很大一部分使用他們的醫療記錄系統。他們告訴我，有些醫生發現人工智能為他們創作的草稿很有同理心。人類在表達自己的方式上有時是不一致的，而人工智能可以更加一致。例如，在寫職位描述時，它可以確保職位描述包含了所有性別和信仰的人，而不存在偏見。所以，我認為人工智能實際上可以在很多方面幫助我們更有同情心，更了解這個世界。
問：我最近采訪了我們公司的創始人阿克塞爾·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的虛擬人，并問了他一些關于文化和軟因素的棘手問題。不得不說，他的回答比我的更有說服力。你認為人類最終會為機器服務而不是機器為人類服務時，這其中存在什么危險嗎？
納德拉：這是一個問題，也就是，你如何保持控制？歸根結底，我們如何確保人工智能不會操縱人類，即使在這種同理心的認知背景下。它不能用它的軟技能來操縱人類。所以， 我認為將會有關于軟件及其驗證的這種級別的思考：如何部署它，如何監控它，會發生什么不利活動。這些都屬于前沿領域，被認為是對齊挑戰。另一個挑戰是理解人工智能如何在盒子里做出自己的決定。
問：它是在有意識地思考嗎?
納德拉：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甚至還沒有完全理解意識是什么。你可以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但我們能否從數學上或機械上理解大語言模型是如何進行預測的？這是科學的前沿，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必須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你如何以人類機構和人類處于循環中的方式來部署我們今天擁有的東西。事實上，人類的能動性和判斷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循環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失去控制。
問：如果人工智能具有如此強高的智商(IQ)和情商(EQ)，甚至擅長創造、幽默、自我完善和加速進步，那么人類還能控制剩下的哪些智能領域？你對人類未來幾十年的工作重點有什么建議?
納德拉：看看倒置教室的新例子。人們在說：“看，我們知道你要用大語言模型中的一個，比如Bing Chat或ChatGPT，來完成你的作業。我們想知道的是提示。我們會給你答案，現在告訴我們提示。”這就是批判性思維，因為你能學到更多。我認為，批判性思維、良好的判斷力、如何以廣泛的方式思考以及不害怕學習，可能會帶來更多好處。我有時對自己說：“天哪，我真希望我能多了解些生物學。”現在，我可以問些愚蠢的問題，讓別人按我的節奏解釋。我們消費更多知識和發展自己的知識庫的能力可以得到提高。我認為，擁有這個強大的工具會產生很多有趣的影響。
問：一點兒沒錯。你在2017年寫了名為《刷新》(Hit Refresh)的書，并在書中定義了幾條關于優秀領導力的規則。其中一個是，即使你害怕挑戰，也應該接受挑戰。這是否意味著害怕或感到恐懼是有益的呢？
納德拉：絕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比如，對你所處的環境，對世界所處的環境，對公司所處的環境感到不舒服，會讓你質疑如何才能變得更好。有時，擺脫自己或他人的限制，可以幫助你構思一些新方法、新技術或新投入。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工作，不是嗎？領導力就是要直面一些恐懼和不適。
問：這可不可以延伸下，一個沒有經歷過恐懼的人就不會有勇氣？
納德拉：我從來沒想過這一點，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描述方式。你需要勇氣，每天都需要勇氣。勇氣會幫助你克服恐懼。（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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