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火種
2023-12-05 
人工智能：社會變革的溫床還是社會前進的動力？
ChatGPT 和其他生成式 AI 的巨大成功引發了關于機器的興起將如何影響工人并最終塑造人類社會的激烈辯論。
末日論者預言機器人將取代人類，甚至可能摧毀人類文明。樂觀主義者認為，在不可避免的增長陣痛之后，新的智能機器將使我們的生活更美好。畢竟，人類已成功地消化了之前的技術革命，并沒有產生特別可怕的后果。
然而，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人工智能的確給人類社會帶來不容忽視的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壓力。只是當前辯論中缺少或者說被刻意忽視的一個關鍵維度是社會權利（力量）的作用，它不僅決定了這種技術變革的贏家和輸家，還決定了技術變革之后會帶來多大的社會和政治破壞。
什么是社會權力（力量）?
答案是: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社會學家區分了社會權力的四種來源:軍事(強制)、經濟、行政或政治以及意識形態。
這一原則的一個極端例證是一類“特殊工人”的命運，即馬匹。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萊昂惕夫在40年前指出的那樣，在1900年至1960年間，美國的馬匹數量從2100萬只銳減到300萬只。罪魁禍首是內燃機，它使汽車和拖拉機在運輸和農業中取代了馬匹。
馬是一種身體強壯的動物，但它的社會力量為零，因為馬的生死完全在人類的控制之下。結果就是內燃機帶來的技術轉變基本上導致了馬的“滅絕”。但在社會層面上，馱馬的消亡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漣漪。
人類呢?作為工業時代的“主力”，即那些沒有大學學位的人，比馬過得要好些，但比其他群體差。25-54歲的美國男性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比20世紀60年代末的峰值下降了近10%。
當然，技術變革只是造成這種令人不安的發展的部分原因。至于社會力量的關鍵作用。經濟學家最近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在壓低工資方面，勞動力實力下降是一個比勞動力供需相互作用更重要的因素。集體談判權的削弱、勞動標準的弱化以及雇主強加的新合同條款共同造成了生產率與時薪增長中位數之間的大部分差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權力不平等在抑制非精英工人工資增長方面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美國工人社會力量下降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民主黨的演變，它在新政期間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到2000年成為“10%”的政黨。其對手共和黨主要為1%的富人服務。90%的人被冷落了。通過研究數百次的選舉后發現，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也越來越多地只迎合受過良好教育和富人的需求。
工人們并沒有卑躬屈膝地接受貧困。有許多跡象表明，民眾的不滿情緒正在加劇。但歷史告訴我們，變革不是由“群眾”制造的。民眾的苦難和由此產生的不滿情緒需要被引導到執政政權的面前，而這需要由分裂的精英，即所謂的“反精英”組織起來。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人和組織，非精英工人就只能投票給民粹主義、反體制的政客，比如唐納德?特朗普。
當人工智能為精英而來時
“精英”(和“精英生產過剩”)是結構人口理論(SDT)中的關鍵概念。理解到底什么是“精英”，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它的流行用法與社會學定義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因此，也才會有“特朗普vs.精英”，從社會學角度講，這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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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社會學術語，精英只是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他們將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是掌握權力的人。
在美國，強制權力完全由政治領導人控制。反過來，權力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服從于經濟精英。也就說，財富與整體社會實力密切相關。
精英的另一種定義是擁有最重要的政治和官僚職位，上至美國總統、財富500強企業的高管、主要媒體公司的所有者和總編輯、政治家的主要捐助者，等等。但你最終會發現，這群人基本上是一樣的，因為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也是重要的財富持有者。
歷史到此為止。
未來呢?
智能機器的崛起將以比以前的技術變革更大的方式破壞社會穩定，因為現在的人工智能已威脅到精英工人，即那些擁有高等學位的人。他們不僅有技能和社會關系，還能夠有效地組織起來，挑戰現有的權力結構。如從1848年的“國家之春”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高學歷青年的過剩一直是推動革命的主要力量。
雖說人工智能變革將影響更多大學或更高學歷的職業。但對美國社會穩定最危險的威脅則是獲得法律學位的畢業生。在美國，如果你不是超級富豪，獲得法律學位是進入政界最可靠的途徑之一。然而，美國的律師已過剩。1970年，每1000人中有1.5名律師;到2010年，這一數字增加到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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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太多的律師競爭太少的工作，非但沒有壓低所有律師的薪水。相反，卻競爭創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贏家和輸家。
法學院畢業生獲得的起薪分布有兩個高峰：右邊的峰值約為 19 萬美元，約占報告工資的25%，左側約為 6 萬美元，約為一半的工資，兩者之間幾乎空白。這種“雙峰”分布在1990年至2000年的短短十年內從通常的（“單峰”）分布演變而來。以下是 2010 年的樣子：
這一發展趨勢意味著，那些處于正確頂峰的人已成功地進入了通往精英地位的管道。另一方面，大多數左側的人將成為“失敗”的精英抱負者，特別是考慮到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支付法學院學費而承擔的 16 萬美元或更多的債務面臨被壓垮的窘境。
如果說今天大多數擁有法學位的人的前景看起來很糟糕，那么新的人工智能的發展將使情況變得更糟。
高盛最近的一份報告估計，全球多達3億個全職工作崗位，包括美國和歐洲三分之二的工作崗位，正面臨以某種方式被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的風險。
在美國，高盛認為，人工智能對法律的影響可能比其他行業更具破壞性，44%的法律工作可以實現自動化，律師將成為繼辦公室和行政支持（46%）之后受影響第二嚴重的職業。在法律行業引發了沖擊波。
如果任由市場力量發揮作用，我們將為激進和革命團體創造一個完美的溫床，它以大批聰明、有抱負、有技能、沒有就業前景的年輕人為養料，他們除了沉重的學生貸款之外一無所有。過去，許多社會都陷入了這種困境。通常的結果是引發社會變革或內戰，或兩者兼而有之。
除非末日論者最可怕的恐懼成為現實，否則，從長遠來看，毫無疑問，我們將學會如何與智能機器賽跑，而不是與它們競爭。但在中短期內(比如十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將給我們的社會系統帶來巨大的不穩定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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