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火種
2023-10-28 
應用倫理探究：“倫理學視野下的老年關切”
隨著時代的發展，應用倫理得到學界和業界廣泛關注，日漸成為一門顯學。根據《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應用倫理成為哲學門類中第一個專業學位授權點。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高校率先開始招收應用倫理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在此背景下，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應用倫理中心發心舉辦系列應用倫理工作坊，邀請國內外同仁圍繞相關議題進行跨校、跨界與跨學科交流，為應用倫理學的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2023年9月23日，應用倫理工作坊第1期以“倫理學視野下的老年關切”為主題，于華東師范大學馮契學術成就陳列室舉行。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東南大學、杭州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哲學、倫理學、設計學同仁就老年人的尊嚴、權利、脆弱性、能動性等問題展開研討。這些討論既有理論層面的關切，同時又聚焦于社會現實，期待在現實和應用層面能為提升老年群體的尊嚴感和幸福感出謀劃策。
一、老年人的“數字鴻溝”
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燕教授以“科技時代的權利、能力與尊嚴——以老年人的‘數字鴻溝’為例”為題，從老年人因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和應用軟件而打不到車、買不了火車票、掛不到號等日常生活案例入手，指出“數字鴻溝”猶如一道橫在老年人面前的天塹，即便舍棄尊嚴，也無法填平。“數字鴻溝”的根本問題在于，在數字時代，老年人由于數字能力的減弱，導致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權利實現能力下降，成為數字弱勢群體。并且，“數字鴻溝”剝奪數字弱勢群體的方式是隱蔽的，其隱蔽性在于形式上并沒有剝奪，但在實際生活中，數字弱勢群體卻被拒絕在諸多原本可以參與的事情之外，他們的人格尊嚴在“數字鴻溝”面前也無法得到充分保障。就老年人而言，他們數字能力減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經濟能力、身體能力、學習能力以及復雜網絡環境帶來的不安全感都成為老年人數字能力下降的影響因素。
那么，老年人成了數字弱勢群體，是老年人的錯，還是科技進步的錯？張燕教授認為，科技發展特別是數字科技發展導致的負面問題應當被關注，因為它所帶來的社會關系系統性地阻礙了人類（至少是數量不少的一部分人類）去實現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另外，科技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性的活動或是行為，還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建制功能。良好的社會建制通常蘊含著對未來社會的美好愿景，以及為此愿景所做出的詳細規劃。就社會目標而言，以美好生活為導向應當是科技作為社會建制的發展方向。當科技“進步”反而造成了社會秩序的不和諧，老年人不能在一個對他們來說安全、方便、能夠自主的環境中生活，這樣的社會建制自然會受到質疑和批評。
僅僅對數字科技活動提出質疑和批評是不夠的，還必須加以倫理規制。一方面，倫理先行，要求數字科技開發企業從產品研發開始階段就需要考慮數字能力弱勢群體的使用能力，充分考慮社會人群在科技產品使用全過程中的權利、能力與尊嚴問題；另一方面，強調科技實踐需要立足國情，立足我國科技發展的歷史階段及社會文化特點，遵循科技創新規律，建立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科技倫理體系。就老年人“數字鴻溝”問題而言，與之密切相關的基本國情是目前我國人口結構形勢嚴峻，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總之，科技活動及其相關的社會治理都需要充分考慮老年人以及相關弱勢群體的權利、能力和尊嚴問題。如此考慮的出發點，不是出于感恩共濟，也不是出于同情憐憫，而是出于尊重，尊重作為人的基本權利。科技創新需要充分考慮老年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才能促進數字化時代人權的發展，為全面實現人民幸福生活美好愿景創造更好的倫理環境。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蔡蓁教授認為，張燕教授提到了當代的數字科技給老年人生活帶來的挑戰，這也是公眾能夠看到的，即科技給我們帶來的似乎是一種“威脅”。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新興科技，我們實際上就沒有所謂的“老年人問題”。再者，對于倫理學來說，這其實并不是新的問題，而是為古老的問題注入新的內容。在傳統社會中，也存在著最不利者或弱勢群體。在傳統對弱者的反思和照顧中，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會特別關注到最不利者，主張他們的權利。但是對于弱者來說，他們往往并沒有主張權利的渠道，更多的是要求從社會層面去保障權利得以實現的基本制度，這其實是倒逼我們反思我們的制度。在這一意義上，傳統的哲學理論有其改進的空間。
杭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陳冀峻教授認為，我們要尤其關注老年群體中的“數字文盲”，以及老年人如何與年輕人進行數字溝通的問題。他和他的團隊在為老年人做設計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調研。他談到了在為老年人做智能家居設計中碰到的一個困惑，那就是很多老年人“不服老”，有其堅持的行為習慣。我們很多的智能設計有沒有考慮到老年人的消費習慣，如何讓他們真正接受？陳教授將他在調研中發現的很多有趣現象分享給大家，期待大家在做理論思考或設計時能夠直面這些真實的問題。
二、護理機器人與老齡文明
東南大學哲學系武小西副教授深入討論了護理機器人對老齡文明的影響。在她看來，老齡化讓基于傳統人口結構、以家庭為單位的養老模式難以為繼。那么，老齡化是否就只是“危機”或“困境”呢？從更具有建設性的角度看，老齡化應被視為一種隨著社會進步而出現的新的文明形態，即老齡文明。現代醫學的發展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使得人類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在個體層面，這要求人們調整自我理解和人生規劃，把撐開了的老年生命空間看作需要建構的意義空間；在社會層面，則要求經濟架構和公共政策對這種新的文明形態做出恰當回應。我們應該在主體性哲學的高度充分把握老齡文明，為國家戰略倡導的“積極老齡化”提供恰切的哲學倫理學基礎。
從老齡文明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從護理機器人的應用切入老年人的能動性問題。我們可以說，護理機器人與被護理的老年人構成了一個動態耦合系統，護理機器人延展了老年人的能動性，增強了他們自主生活的能力，使得他們能夠繼續作為主體來生存。使用護理機器人延展需要護理的老年人的能動性，是老年人數字賦能的一個典型案例。
有學者認為，護理機器人對孝倫理造成了負面影響：護理機器人把子女從近身的照料實踐中釋放出來，疏離了孝親關系；傳統孝道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尊與敬，而機器護理無法通過機器程序表達尊敬的態度，導致孝道降階；孝是仁推己及人成為普遍道德原則的起點，而機器人事老的背后并沒有仁，無法由近及遠地生成社會倫理空間。
武小西副教授認為，護理機器人的引入，乃是協助養老而非完全替代養老。再者，上述關于機器養老破壞傳統孝觀念的倫理擔憂，是基于傳統的教條評判當下的新現象。然而，使得傳統孝道成為可能的社會條件和觀念形態已被改變，人們是在新的歷史階段開發、使用和反思護理機器人的。這并不是說現代社會已經不需要孝觀念，而是要求我們考察孝倫理的現代轉型。護理機器人在養老實踐中的應用本身就參與建構著孝倫理的現代形態。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劉梁劍教授認為，關于護理機器人和孝道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把護理機器人理解為拓展老年人能力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們理解為子女盡孝能力提升的工具。護理機器人的引入，不僅是老人的數字賦能，而且也是子女的數字賦能。也許，如果護理機器人的擬人程度極高，需要擔憂的孝倫理問題可能變為，護理機器人作為類人進入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第三者”進入人類情感生活引發的倫理危機，如護理機器人是否會造成對子女的替代。
蔡蓁教授認為，武小西老師提到我們中國傳統的孝道以及當代西方倫理中的關懷倫理，這些核心的倫理概念在社會條件和觀念形態已經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在傳統語境中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否還適應于時代，這是值得追問的。我們是否能把傳統孝道中的基本要求放在現代的語境之下，去批評新興的科技違反了我們對孝道的理解？還是它倒逼我們反思所謂的“孝”與“關懷”的本質究竟是什么？這是經驗科學與倫理學之間很好的互動，讓我們看到理論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修正。例如，是否“孝”只能以傳統的方式呈現？在諾丁斯苛刻的關懷概念中，“關系性”的概念要求被關懷者與關懷者之間是有互動的，如果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說是“care”，那么機器人在當代沒有達到關懷的功能，無法做到情感交互，但我們是否能因此批評機器人？
工作坊合影（陳子昂攝）
三、重視脆弱性的老齡關懷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張容南教授指出，西方主流的倫理學理論將倫理主體限定為自由獨立且彼此平等的人，因而無法令人滿意地說明由于年齡或健康狀況而具有依賴性的人的道德生活。事實上，人不僅具有自主的能力，同時還是脆弱的存在者。人的脆弱性不僅可能來自人的具身性，也可能源于社會情境的變化或新興技術帶來的改變。例如，老年人的脆弱性不僅反映為身體上的年老體衰（具身的脆弱性），面對突發流行病容易成為易感人群（處境的脆弱性），也體現在不適應數字化社會從而無法在一些情況下滿足生存的某些基本需求（技術產生的脆弱性）。
人的脆弱性給予我們道德保護的理由，脆弱性令我們更加重視人的尊嚴。將脆弱性納入對人的尊嚴的思考中，我們會發現，人的尊嚴不僅表現為一個理性行動者運用自主性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也體現為一個人能否在自主性減弱的情形下獲得他人的支持和幫助，從而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保護人的脆弱性，提升人的自主性，向我們提出了關懷的要求。老年是一個特殊的人生階段，倫理學有理由重視老年生活的成敗。
對關懷倫理學的傳統理解將關懷視為一種面對面的互動，它以移情作為方法，強調關系中的交流反饋，這是一種具體的關心。然而，這種具體的關心需要在制度性關懷的前提下才能順利開展。張容南教授探索了一種基于中國國情的老年關懷方案。例如，維護老年人的健康要求我們加快建設以健康為中心的醫療健康保障體系。維持老年人的感覺、想象與思考能力，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公共空間借助傳統文化來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環境的管理上，應盡可能考慮老年人的身體情況，設計一些寬敞明亮的無障礙空間，便于老年人交流。在滿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上，除了發揚傳統的孝文化，鼓勵子女常回家看看，在社區內開展跨代際的交流互助也是一種可行的方式，讓年輕人向老年人傳授數字技能，老年人為年輕人回饋自制食物等都是很好的交流方式。
中國老齡人口眾多，要做好老齡關懷，不能單憑家庭和個人，還需要下沉到各個社區，通過發揮社區這個“大家庭”的作用，并輔之以全社會敬老助老的公共服務才能實現對老年人口的關懷。社會不僅應當弘揚孝文化，還應為孝道的踐行提供充分的社會支持。
劉梁劍教授認為，脆弱性如何成為尊嚴的來源，這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按照關懷倫理學的邏輯，老年人因其脆弱性而有道德尊嚴，是將老年人作為道德客體而給予老年人以尊嚴。就因而言，老年人不是作為道德主體而能動地創造、享有自己的尊嚴。這似乎是不充分的。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王韜洋副教授認為，在當前關于老年倫理的研究中，重新理解依賴性和脆弱性（甚或使其取代獨立性和自主性，作為理解人類處境和目的的核心概念）或許是一個很好的理論切入點。當然，這可能需要強有力的理論支撐，這種理論可能是關懷倫理，但也可能不限于關懷倫理。如何結合中國的制度、文化等具體的國情，提出切實可行的養老方案，對于應用倫理學者來說是不小的挑戰。
四、為老年人設計居家陪伴機器人
華東師范大學設計學院劉斐副教授以生動形象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團隊在設計老年陪護機器人課題方面的一些思考。團隊經過調研發現，AI機器人主要以物理幫手和情感陪伴的形態存在，這兩個方面也是生活中老年人主要面臨的兩個大的方向。基于此，劉斐團隊對做機器人更多是出于“平臺化”的思考：老年陪護機器人是社會中的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中我們會解決哪些問題是因人而異、因功能而異、因需求而異。一方面，因為技術的成熟，今天我們搭載的平臺可以實現設計制作機器人；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結構的變化，尤其是當下獨生子女家庭、孤獨老人的出現等等，出現老年陪護機器人的時機已經成熟。
劉斐副教授將機器人平臺概括為“生態的去中心化”與“物理終端的集成化”。周圍不能有太多的產品節點來把老年人的生活“鎖死”，去掉這些分散的節點和中心，更多地集成到機器人平臺。這樣設計的機器人的目標樣式是：第一，通用平臺，包括家居、醫療、安防等日常事務；第二，事務助手，包括取物送物、日常管理與社交聯系；第三，家庭成員，提供情感、聯系和陪伴。機器人能否成為家庭成員？很顯然，機器人的介入比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智能手機多出一個行動能力，這種行動能力作用于活物是否能進入老年人的家庭生活之中，這就涉及情感、熟悉度和陪伴。
劉斐團隊構想機器人設計的兩個階段。階段一是基礎功能1.0版本，階段二是情感功能2.0版本。他們為1.0版本劃定了四個角度。第一是參與日常事務管理。第二是居家安全監測，通過計算機視覺對環境進行監測，環境的變化能夠通過視覺的變化來予以判斷。第三，社交聯絡功能，智能手機也能做到，只不過我們將維度擴大了，從原來靜態的手機終端變為一個活物跑來跑去，這種社交屬性會更加豐富。第四，居家控制終端，現在華為、小米都在做家庭智能家居生態系統，我們可以思考，如果機器人參與進去，“去中心化”與“集成化”可以更好地在機器人終端得以實現。
2.0版本的機器人的情感功能分為三方面：第一情感擬人化，第二形象擬人化，第三行為擬人化。然而，機器人具有情感功能涉及到幾個問題：第一，就智慧程度而言，機器人聰明到何種程度是人可以接受的？第二，就形象擬人而言，陪伴機器人的“臉”應該長成什么樣子？第三，就行為擬人化而言，讓機器介入人類的情感陪伴到何種程度是可以接受的？人類社會正在回歸人文社會，工具介入情感進而達到和諧，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陳海博士認為，劉斐副教授的報告及陳冀峻教授的發言對他啟發很大，刺激他重新思考元倫理學和具體倫理實踐之間的關系。
蔡蓁教授提出一個關乎設計倫理的問題。在經驗科學中，關注的問題的確是人類事實上是什么樣的；但是在倫理學或規范性的研究中，應當區分“人類是什么樣的”和“人類應當是什么樣的”。因此，假設一些老年人有奇怪的癖好，甚至可能與我們標準的倫理道德相違背，這種傾向會反映到他們對陪伴的需求上。那么，從產品設計的角度出發，設計者是否要適應或滿足這些有問題的偏好呢？
王韜洋副教授提出，是否可以針對特定老年群體進行適老化設計。例如，對于無子女的老年群體而言，護理機器人可能是必要的，不會產生上述討論中的那種倫理沖突（例如替代子女的問題）。相應地，針對這類老年群體的獨特處境，護理機器人的設計應該有一些特別需要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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